教育学家沈兼士

沈兼士(1887年-1947年),沈尹默之弟。中国语言文字学家、文献档案学家、教育学家。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。曾与其兄沈士远、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、北大任教,有“北大三沈”之称,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。

人物生平

沈兼士(1887年-1947年),名坚士,原籍吴兴(今浙江湖州)。沈尹默之弟。中国语言文字学家、文献档案学家、教育学家。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,1905年19岁时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,入东京物理学校。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,沈兼士拜其门下,并加入同盟会。归国之后,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(今北京大学)、辅仁大学(今北京师范大学)、清华大学、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。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,任主任。曾与其兄沈士远、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、北大任教,有“北大三沈”之称,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。 沈兼士创立汉语“文字画”、“初期意符字”等学说,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。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,倡导并写作新诗,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。抗战期间,曾任《鲁迅全集》编委,参与组织抗日团体“炎社”。在训诂、文字、音韵、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,建树颇丰。著有《文字形义学》《广韵声系》《段砚斋杂文》等。

1947年逝世,享年六十岁。

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,收入有关文字学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。包括文字训诂、书籍序跋、历史档案整理等三方面内容。

任职故宫

沈兼士曾参与故宫博物院维持会,1925年出任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、主持文献部工作,并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。1929年任文献馆副馆长,1934年任馆长至1947年病逝。

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,他组织集中宫中各处散存档案,聘请著名学者协助指导,将军机处、内阁、内务府及宫中各处档案分别整理编目;开辟陈列室展出有价值的档案;组织编辑出版《文献丛编》《史料旬刊》《清代文字狱档》等30余种书刊。任文献馆馆长时,对清代档案的整理制订了较为细密的计划,并开始对档案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,提出整理档案应以不失原貌为原则,主张系统地加以分类整理,摈弃只注重搜求珍奇史料的做法,先后撰写了6篇有关明清档案管理的论著。他将历年经验总结编成《整理档案规程》,对明清档案管理和档案学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,他著作宏富,其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。主要著作有《广韵声系》(主编) 《段砚斋杂文》《文字形义学》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》《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》《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》等。

爱国名士

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,葬于京西福田公墓。在他的追悼会上,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:

三月纪谈心,君真兼士,我岂别士;八年从抗战,地下辅仁,天上成仁。

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、济世爱国的一生。

1922年,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,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,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:“有功史学,夫岂浅鲜。”也就是这一时期,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外流。国宝免遭劫难,沈兼士立下大功。

1925年,在女师大风潮中,沈兼士同鲁迅、马幼渔、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,发表了七人签名的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,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。1926年,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,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。1929年,他进辅仁大学,任文学院院长。这一年5月,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,重见了当年的老友,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:“南北统一后,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,离开北平,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,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。未改其原来面目者,据我所见,殆惟幼渔、兼士而已。”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,深得鲁迅信任。

抗战开始后,沈兼士滞留北京,仍在辅仁大学执教,与同人英千里(英若诚之父)、张怀等秘密组织“炎社”(后又改为“华北文教协会”)进行抗日斗争。这些人的抗日行为,最终为敌宪所闻,侦骑四出,并被列入黑名单中进行追捕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,辗转到了重庆,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,直到抗战胜利。

抗战胜利后,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,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。其后复任教辅仁、北大二校。沈兼士在抗战中的表现,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志士的正气与大节,可圈可点。

他的学生,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:“自古风流蕴藉,最擅佳名,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,殊难言之,虽然,先生固真名士。”

学术贡献

语言文字学

沈兼士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,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,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“语根字族”之学。

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。他总结了过去的右文学说、声训理论、音转学说以及王念孙的“因声求义”理论,扬弃了旧说的失误,吸收了国外语言文字学的某些方面,为研究汉语词汇、字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。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,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。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,众多细部之所以然,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,并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先生曾经是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的会员,“汉字省体委员会”的委员,“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”委员。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,著有《广韵声系》(辅仁大学,1945年)一书,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,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,以文字为标音符号,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,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,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。他认为这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。 《广韵声系》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。而《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》(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,1933年)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。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,把握语言的变化,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;还可探寻语根。他研究右文说,把汉字作为音符,以此将形、音、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,突破了《说文解字》因形取义的陈法。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,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,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,他还著有《声训论》(《辛巳文录续集》,1941年)一文,认为义类相通,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,研究声训义类,可证明古音的分部,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。《广韵异读字研究序》(《益世报•人文周刊》1947年6月23日新7期)一文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“一字数音”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、研究,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,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,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“流动不居”的。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“有二倾向:一为意符字之研究,一为音符字之研究。意符之问题有三:曰文字画,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,曰意通换读;音符之问题亦有三:曰右文说之推阐,曰声训,曰一字异读辨。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。”(《声训论》)。此外,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《段砚斋杂文》(1947年)一书。其批注的《释名疏证补》被辛德勇先生称为“阅读和利用《释名》一书的最佳版本”。

文献档案学

沈兼士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。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,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。

辛亥革命后,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,引起史界、文化界学者痛心疾首。他整理了内阁大库剩余档案。他认为,档案于一代政治、学术关系极大,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。提出挡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,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、团体分类、在主持文献馆工作期间,档案分类是按机构分类的。后又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1900余册,重加分类列目。汇编有《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》,蔡元培为该目作序,称他的整理工作“为阅览便利,有助于史学”。

书法

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,除语言学外,他的书法也颇好,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,但更多瘦劲之趣,少甜熟之累,亦自成风格。当年鲁迅编《北平笺谱》,曾请他题签,可见他书法的功夫。

哲学史

在中国哲学史方面,沈兼士也素有研究。

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学生,他在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《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》的演讲,其中谈到沈兼士时说;“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。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,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,而胡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一书,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‘先秦时期’开始。”

诗歌创作

沈兼士的旧体诗、新诗都写得很好,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很少了。

文字起源学争议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,提出了文字既起源于语言又起源于绘画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说,并且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,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,唐兰、梁东汉等人对沈兼士文字画理论进行了批评,唐兰的《中国文字学》1949年3月出版时,沈兼士已经辞世,我们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对唐兰批评的回答。但是建国后文字学界还是客观地评论了沈唐关于文字起源的论争。经过论争沈兼士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。从文字体系的角度来说,文字画的阶段是存在的,文字画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。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,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。